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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镇化的五大阶段性难点 |
| 发布时间：2013/5/10 浏览次数：4890 次 来源：建筑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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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面临着一个基础性难点：以较低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支撑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口的城镇化，除此，还面临着一系列阶段性难点。
难点一：转型发展困难影响到城镇化的可持续性
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是实现人口生产方式转变的唯一途径。转型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经之路，却面临着众多难点，如果无法顺利实现转型，必将影响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城镇化进程。
转型发展的难点包括：一是改革难度加大。要推动转型，必须推动总体改革进程尤其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这些领域改革难度较大，涉及到不同群体、阶层以及地区间的利益调整，而且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改革紧密相关，统筹推进的难度较大。二是我国劳动力素质难以满足转型需求。三是国际竞争和束缚强。要提高创新、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意味着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调整较为复杂的国际技术分工体系，当前以美欧等为第一梯队，新型工业化国家为第二梯队，发展中国家为第三梯队的分工格局比较牢固和复杂，中国要实现突破比较困难。如果不能顺利实现转型发展，我国将会由高增长阶段转入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空间收窄，城镇化动力减弱，城镇化的持续性受到影响。如果依靠政府干预强行推动城镇化，可能会激化城镇就业矛盾，即使实现了人口向城镇集中，由于就业岗位的缺失，生产方式难以转换，城镇化增速也会大幅下降甚至停滞。
难点二：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难度增大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向城镇转移的人口以剩余劳动力为主，但随着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转移人口将转变为农民家庭，即包含了劳动力及其抚养人口，这加大了人口集聚难度。
城镇化主体改变提高了人口向城镇集聚的成本，城镇管理部门必须为农民工家庭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城镇运行成本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家庭城镇化后消费水平大幅提高，农民工劳动工资上涨的压力更大，推动城镇化的成本提高。而且，随着国家对农村的补贴增多、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农民工家庭进城意味放弃这部分权力，机会成本增大，相对抬高了城镇化成本。
城镇化主体拓展改变了传统的城乡迁移动力模型，传统上，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动力主要在于城乡间收入差距，而且较小的收入差距就可以引起人口迁移；但以农村家庭为单位进城，不仅使得迁移成本迅速提高，而且迁移决定的形成还涉及到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因素，由收入这一单变量函数转变为多变量函数，迁移决定更难形成，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更加困难。
难点三：转变农民工的生活方式面临多重挑战
提高农民工生活水平的前提是提高收入水平、实现向利润率更高部门转移，当前多数农民工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这些行业利润空间较小，产品成本中40%～60%为劳动力成本，且成本传导能力普遍较弱，难以承担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的压力。要持续提高农民工收入，必须推动农民工向利润率较高、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部门转移，但农民工学历和职业素质偏低，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33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比重约为76.5%，而且多数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不能实现转移，就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
转变农民工生活方式将带来巨大的、难以化解的财政压力。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平均成本约为10万元左右，按每年实现1000～1500万农民工市民化的速度来看，约需要投入1～1.5万亿元，形成巨大的财政压力，而且也无法通过土地财政来解决。“市民化”成本的最大部分是城镇住房，2009年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的比重仅为0.8%，必须依靠保障性住房解决住房问题；土地出让价格攀升利于政府筹措资金解决压力，但地价上升抬高房价并进一步削弱农民工依靠商品房体系自我解决住房问题的能力，加重农民工对保障房的依赖和需求，形成恶性循环。如果无法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中国可能重蹈拉美国家覆辙，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和贫民窟，或者维持现有“不完整”城镇化，保留大量定期往返于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
此外，农民工家庭进城后，会将传统的城乡差距转变为“面对面”的冲突，令潜在的社会风险增大。
难点四：城镇化的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
由城市社会保障和市政公共设施支出带来的资金需求将大幅增长。市政公共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包括两部分：一是要弥补市政公共设施的严重欠账，近10年城市维护费用仅为建设费用的10%左右，由于车均道路面积的下降，部分大中城市的道路时速由1990年代的平均30～40公里降为10公里左右，部分城市管网容量不足且已经运行了几十年，改造难度大，成本高。二是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市政公共设施容纳能力和服务水平需要相应提高。到2020年市政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市容环卫、污水处理、绿化、水热气供应、道路桥梁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为16万亿元左右。社会保障支出不仅包括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到2020年大约需要支出15万亿～20万亿元，还要不断提高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支出总额可能会不断膨胀。累计之下，2020年城镇化所产生的资金需求(社会保障和市政公共设施支出)累计起来将远远超过30万亿元，是2009年我国全部财政收入的5倍左右。
难点五：城镇化体制攻坚难度大
城乡间要素流转障碍破解困难。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主体长期虚置，农民拥有的仅是土地使用权，难以分享农地转换成城市土地后所产生的级差地租；而且土地使用权无法流转，不能作为资产进入市场，保障功能难以转换为资本功能。但消除城乡间要素流转障碍尤其是允许农地进入市场也隐藏着巨大风险，包括对耕地乃至粮食安全的威胁，更重要的是，由于当前我国农村监督管理制度不健全，如果仅仅允许土地使用权流转而不采取相应的农村金融、监督、决策等改革配套措施，难以避免土地流转效益向农村权力群体集中而产生新问题。
全国范围内城镇化体制改革统一框架仍未形成。各地独立开展了一些城镇化体制改革探索，但主要局限在省级或地市级行政单位范围内。部分地区尝试推动农用地流转，通过农村建设用地的腾退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以此获得收益，再将这些收益转化为社会保障和城镇住房。这种改革措施本身的合理性暂且不论，由于全国范围内建设用地指标城乡间流转框架还没形成，农民异地进城务工时，由于无法将建设用地指标或土地增值收益带到流入地，受益者主要是流出地政府，但实现这部分农民城镇化的成本却是由流入地政府支付，损益主体不一致，使得这种改革措施难以广泛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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